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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御用红底凤凰牡丹织金漳缎说起

  ■江苏南京 王重阳 左中仪

  2014年秋季,北京中国书店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上,有多件清代云锦织品同时上拍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914号清乾隆御用红底凤凰牡丹织金漳缎拍卖品(见图)。该缎料长480、宽58厘米,通幅富丽堂皇,特有的起绒技艺使其纹饰更富有立体感,被誉为“丝绸上的浮雕”艺术,其缎边嵌织有“江宁府江南织造倭缎堂”款识。此拍品施金厚重,虽已历经200多年,但色泽如新,品相上佳,起拍价达80万元。

  漳缎是一种在缎地上起绒的丝绸织物,初因福建漳州织得最佳、最为有名,故以属地冠名之。《中国工艺沿革史略》称:“漳缎,自明以来始有之,因传说此技艺源自东夷,故亦名‘倭缎’。”

  然而,近年来有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,“倭缎”并非来自日本,而是欧洲。有证据表明,早在汉代中国的丝绸及蚕桑养殖业传入西方,伊比利亚半岛国家(如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国)发明用丝绸生产的“天鹅绒”技术,明代“隆庆开关”后,由荷兰人将这种“丝绸起绒”技艺经日本传入中国福建,清代苏杭地区又将该技艺加以改进和提高。因此,“倭缎”本应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技术,在欧洲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。

  清代的江宁府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。江南织造则是“江宁、苏州和杭州三织造”的统称,为专办清廷御用及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。“倭缎堂”,作为专职生产倭缎的工场,其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?据清嘉庆《江宁府志》载:“开平王府即今倭缎堂。”资料显示,明初的鄂国公常遇春的府邸旧址,就在如今南京的常府街一带。

  能在江宁织造局中“鼎足而立”的倭缎堂,一定是根据倭缎的需求量所设。在各类资料中,有关“倭缎”的描述不尽相同,大多认为,是一种以高档蚕丝制成的平绒或提花的绒缎料,御用品则多数嵌织有金银丝、孔雀羽等装饰,构成极其精美的立体图案。

  有清一代,倭缎被奉为“珍品”,穿着倭缎服饰不仅彰显着装的华丽与富贵,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清顺治九年(1652)的《钦定服色肩舆永例》中明确规定:凡公、侯、伯以及七品以上官员皆可着倭缎服饰,七品以下至举人、秀才等则只能在衣服的袖、领上用倭缎镶边,其他兵民概不允准使用,违禁者杖百、徒三年。

  在清代档案里,常可见到历朝皇帝将“倭缎”作为“赏赐品”使用,被封赏者多为皇亲国戚和受恩宠的王公、大臣,以及蒙藏贵族、藩属王、外国使节等。清乾隆七年(1742)《国朝宫史》记录“乾隆爷”给后宫的“年俸”,其中关于“倭缎”的赏赐如下:皇太后、皇后各4匹,皇贵妃、贵妃、妃子各2匹,嫔、贵人各1匹,常在、答应则无。

  在清早期贸易中,特许经营的地方官府奉清廷之命,以“四庹(一庹约合五尺)倭缎1匹,换取骏马3匹或肥羊25只”的固定比价与远道而来的中亚客商交易,可见当时的倭缎俨然就是“边贸”中的“硬通货”。

  大文学家曹雪芹对“倭缎”非常熟悉,在其《红楼梦》中就曾多次提及。

  随着时代变迁,“倭缎堂”又经历战火毁损、重建、衰退,直到消亡。咸丰、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时期,江宁织造局(三处机房)均毁于兵燹。同治四年(1865)五月,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“萧规曹随”,在珠宝廊(今南京内桥附近)复建“江宁织造局”,将供应机房与倭缎堂均合并于此,但其规模已远不及先前。从此,南京常府街上存有200多年的“倭缎堂”终于成为了历史。

  光绪三十年(1904),清政府以物力艰难为由,裁撤江宁织造局,持续了260年的“官办织造”终告结束,但“倭缎”的制作技术仍在民间得以传承。

  倭缎堂作为江宁织造局重要组成部分,参与和成就“江宁织造”曾经的繁荣与辉煌,也见证了曹雪芹家族三代的荣辱和兴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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