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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弄葫芦成诗”的不屈老人
图1 陈三立葫芦砚正面
图2 陈三立葫芦砚背面
图3 齐白石陈三立画像
陈三立《疏桐高馆》,在中国嘉德2016春拍中,拍得42.55万元
  ■湖南长沙 廖文伟

  (一)

  葫芦同诗如何扯上的关系,还得从一千多年前说起。

  南朝梁武帝时期有个名叫王筠的才子,因才学而颇受武帝器重,官至光禄大夫、司徒左长史等职。此人喜欢作诗,每有诗意,即取葫芦壶置于几案,然后往壶中灌水,灌满后倒掉,倒掉后再灌,如此循环反复。若王筠忽然停止灌水,猛然将葫芦壶推置一旁,则诗已吟成,酣畅下笔,一挥而就。王筠“弄葫芦成诗”传为佳话,《诗源指诀》将此事引以为奇谈。

  王筠摆弄的葫芦壶为葫芦瓜干制的容器,并非陶瓷葫芦形壶瓶。《诗经·豳风七月》的“七月食瓜,八月断壶”,便是说的八月秋收时干制葫芦壶的事。《诗经》中提及的毛公则说得更明白,“壶,瓠也”。其实这里所指之壶,人们通常也称之为瓶,反映的都是葫芦干果制作的容器,盛酒、盛水两相宜。

  赋予葫芦各种吉祥瑞利的寓意始自何时不可考,唯传说中的“宝葫芦”能顷刻间涌出滔滔之水一说,恐怕与远古神话不无关系。

  葫芦枝繁叶茂,夏日瓜棚成阴,一个一个葫芦垂吊在眼前,其景致是分外的赏心悦目。人们取它枝蔓极长而绵绵延伸之状寓“万代绵长”之意,取它腹中籽多而繁衍不息之生机寓“多子多孙”之意。明清以来,工艺美术师们又将葫芦与蝙蝠组合起来,蝠的谐音为福,画三只蝙蝠为“福禄寿三星”,画五只蝙蝠为“五福捧寿”,画一百只蝙蝠为“百福图”,与葫芦的寓意相融洽,岂不就是集吉祥瑞利之大成了?

  葫芦的造型优美,一大二小两个圆球成立式叠加状,瓜柄为壶口,典雅而秀美。康熙皇帝年间,竟冒出来三节葫芦造型的瓷瓶,独出心裁,样式流传至今。

  就是这个源远流长的葫芦,从王筠那里饱受诗赋的濡染,千年之后竟赫然出现在诗人陈三立的端砚(图1、2)之上。

  此端砚长28、宽20、高4厘米,重达4.25公斤,色紫一如软柔嫩肝,酥光莹莹最是温润。砚堂砚池周边可见墨锈、墨花,用放大镜看,竟与砚石浑然一体了;斑斑凝垢,强光下历历,阴暗处难寻。此为老旧砚台之特征。砚面雕琢有三节葫芦,砚堂为葫芦之大球,两节小球雕在砚头,大小球之间拴有“金”线一条。葫芦口直达砚头顶端而后左倾,有滔滔之水从葫芦口一泄而下。砚缘左比右宽,雕龙凤呈祥,凤在上而龙居下;龙尾从葫芦下一摆向上,从葫芦口涌出的滔滔之水中露出。葫芦第一二节两侧雕有飞蝠;右两只绕一“星”,左一只绕一“星”,“星”由砚中石眼琢成。三蝠绕“星”均在砚头,因此有福星高照之说。一砚之上,“金”线吊葫芦寓意千秋万代;龙凤呈祥而龙凤之间雕石眼成星,寓意又为龙凤朝阳;福星高照还有吉星高照之说,吉祥瑞利屡叠屡加,民俗之气醇浓,烙下的是晚清装饰艺术繁缛重叠的时代印记。细细想来,砚上葫芦盛水而后倾倒,滔滔洪波,奔泄而下,借王筠“弄葫芦成诗”的典故而自娱、自勉,这才是陈三立的本意。砚背不铭诗、不题词,仅有“江西义宁(今修水)陈三立珍藏”篆印一方,刀笔苍劲,结体丰盈,用刀爽利,但略嫌粗拙,应是诗人自刻。诗人心境如涛,已然尽在不言之中了。

  (二)

  陈三立于咸丰二年(1852)出生在江西义宁(今修水),清光绪十二年(1886)进士,任吏部主事。其父陈宝箴光绪二十一年(1895)七月授湖南巡抚,此前三个月发生康有为等1300多名举子联名请求皇上“图强变法”的“公车上书”事件,他受到感染,积极支持变法,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各省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得力者。

  陈三立虽为吏部主事,但仅是吏部一名下级官员,正候补员外郎,随父亲在湖南理事,成为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。变法失败,陈氏父子双双被革职,陈宝箴时年67岁,悲愤交加,不久病逝。陈三立护送父亲灵柩归乡,结庐守孝,从此以诗会友,很快成为清末至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期活跃在诗坛的“同光体”派首领人物,与陈衍、沈曾植等常相唱和。

  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陈三立告别亡父的葬地举家迁往南京,经新建县北180里地的吴城,夜泊于鄱阳湖畔。夜幕西垂,独立船头,陈三立心潮如涌,吟成五言律诗一首。诗云:“夜气冥冥白,烟丝窈窈青。孤篷寒上月,微波隐移星。灯火喧渔港,沧桑换独醒。犹怀中兴略,听角望湖亭。”陈三立乃一介书生,他纵然是“犹怀中兴略”,盼望清政府有朝一日猛醒回头,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,走富民强国之路,却无挽狂澜之力,于是埋头笔耕,娱于诗而乐于诗。今日传世的《散原精舍诗集》《散原精舍文集》,都是他的心血之作。

  辛亥革命后,陈三立以遗老自居,1933年迁居北京,与子孙同享“天伦之乐”。其子陈师曾为知名画家,与严复、齐白石、姚华等交好。1935年齐白石曾为陈三立画过一幅肖像(图3),老人童颜鹤发,仍不失壮年时的聪慧气质。这幅肖像,是陈三立存世的唯一真容,其工出自白石之手,今日已是珍贵之物。

  陈三立虽对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认识不足,但民族气节十分可敬。

  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成立伪满洲国以后,国务总理郑孝胥曾三番五次游说老人赴东北出任伪职,陈三立都坚决拒绝了。北平沦陷后,日本人又亲自出马敦请80老翁陈三立参加北平伪政权,老人仍然力拒。想想日伪政权纠缠不休必无宁日,自己年事已高再无报国之门,于是静卧绝食,以示不作汉奸的决心。黑发人奴颜屈膝,白发人铁骨铮铮,数日后陈三立辞世不归,不少年纪尚轻的伪政权职员也为之汗颜。

  齐白石痛悼84岁老翁冰心可鉴,吟撰挽联一副,上为“为大臣嗣、画家爷,一辈做诗人,消受清闲原有命”,下为“由南浦来、西山去,九天入仙境,乍经离乱岂无愁”,为陈三立再画一幅肖像,用艺术家的眼光捕捉住80老翁不堪日伪政权纠缠的愤懑。

  陈三立生活的年代,凡有些身份地位或多少沾些书香的人家,书屋中没有砚便等同于缺少儒雅。陈三立居“同光体”诗派首领地位二三十年,吟诗唱赋、作文成章,自然与砚有不解之缘。要寻觅到一方钟爱的砚石制砚,一定是他多年的心愿。于是,当他清末抑或是民国年间终于得到一方确凿“紫如嫩肝”的端石时,便将自己的情趣所好和忠君爱国的衷肠全都设计上去。借工匠巧手,一语双关。“龙凤朝阳”不忘凤在龙之上,但龙尾高高举起,凤便处在龙的首尾之间,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处理得既明朗又隐喻,又深埋着怀念旧主的寄托。而三节葫芦与那滔滔倾泄的洪涛,不是熟知“弄葫芦成诗”的诗人,怎么会有这般奇想?陈三立生活的年代是清代工艺美术设计尚好繁缛琐细的巅峰时期,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,于是又设计绕石眼而飞的三只飞蝠,祈望福星高照、国家昌盛,诗有奇句,人寿而思路畅达。

  (三)

  笔者正作此文,书法界的一位年轻朋友来访。他姓喻名当,写得一手好字,且聪慧好学,是市青少年宫“小杜鹃艺术学校”的一位书面教员。听我谈及“弄葫芦成诗”与陈三立三节葫芦砚,并陈述此砚不铭题记或其他文句之我见。

  “这个三节宝葫声不就是极好的隐语题记吗?”喻当稍一思忖即表了态,他说:“王筠用葫芦装水、倒水的游戏激发诗兴,为文坛留下一段传奇。陈三立身为‘同光体’诗家之中的举旗人物,不知道王筠“弄葫芦成诗’的传奇绝无可能。这个老爷子是在巧妙用典,有故事、有传奇、有寄托,刻上‘江西义宁陈三立珍藏’,真是最贴切不过了,还要什么铭题?”他淡淡一笑,接着又说:“绝对妙极了,不是他陈三立,不会有此匠心的!”

  此君一席谈,陡然让我想起名人遗砚赝品之多。

  三节葫芦砚由一平江人携来长沙清水塘古玩街,先有一老板看过,出价300元,平江人认为太贱不肯成交,第二家看砚的是菊隐斋年逾古稀的曹菊先老先生。老先生13岁入古玩店学徒弟,师父是民国年间有名的“叶顺发”古玩店老板。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说不出个一二三四,但耳濡目染,对古物的古气还是有所感悟的。曹老先生见砚上龙飞凤舞、三蝠腾空、巨浪滔滔,墨花墨锈自然,名款雕琢老旧,认定不是赝品,只是一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于是出价500元。平江人算算自己的赢利,想想曹老先生买进还当卖出,该要留些赚头给他,稍一迟疑便松了口。

  时年笔者刚入收藏门,恰在该店观摩。待平江人离去,便请曹老先生转让,于是陈三立的三节葫芦端砚进了我的陋室。两年后的1997年深秋,我作小文一篇以纪此砚之珍,《长沙晚报》不日发表。

  两年后的一天,又一方“义宁散原老人甲寅仲秋”款字端砚出现在古玩集市上,端石紫黑不爽,绝无“紫如嫩肝”的美妙。砚侧题句为楷书“笔有千秋业,石藏万代勋”。“散原老人”是陈三立晚年自号,而“甲寅”年是1914年,且砚堂砚池均寻不见墨花、墨锈,砚头所雕之卧牛刀痕有新色。仔细看看,觉得决非真遗物。不料在集市上转了两圈再来看时,“散原老人”砚已被购走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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