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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书家董康与久保天随的诗书缘
久保天随《秋碧吟庐诗钞(丁笺)》(董康序)
民国董康著《书舶庸谭九卷》
  ■四川 达森

  董康(1867—1947)所著《书舶庸谭》,记录其1926年至1936年十年间,前后四次东游日本访书经历,该日记体文集中书林掌故、版本记录、诗文清谈,早已为后世藏书家、版本学家及研究者们所熟知。在这部“书话名著”中,董康与众多日本学者、藏书家的交往记录,向来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所瞩目。其中,董康与久保天随的交往,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

  久保天随(1875—1934),本名久保得二,又自署“秋碧吟庐主人”。日本东京市人,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。1915年,先后任日本递信省嘱托、陆军经理学校嘱托、大礼纪录编纂委员会嘱托、宫内省图书寮嘱托及图书寮编修官等。久保天随汉学根柢深厚,书画皆通,曾以日文译解中国儒家经典“四书”及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小说。

  董康与久保天随的交往,在其第一次东渡日本期间,即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。在《书舶庸谭》卷三,1927年3月15日的董康日记中,记载了二人初晤的情形。

  这是董康初次面晤久保,并得以观瞻其藏书。初观久保藏书,便让向来见多识广、过眼珍本古籍无数的董康“拟印四种”(部分内容后纳入董康主持影印的《盛明杂剧》),足见其藏书之丰珍。此次面晤在座者中的“鬯盦”,即神田喜一郎(1899—1984),号鬯盫,出身于日本京都巨商世家。神田亦工汉诗且长于书画鉴赏、嗜书物,喜收藏中、日古籍,曾任京都博物馆学艺委员,与罗振玉、王国维、董康等皆有交往。

  此次初晤,实为久保招饮之聚会,董康于3月20日作《久保天随招饮补赠二律》,以表谢意。诗云:朅来问字暂停车,此是榑桑扬子居。藻掞三都传纸贵(诗钞乙集久绝板),砚耕四序守经畲。诗镌短烛才惭涩(君即席赋三律,余构思艰涩,媿无以答),梅勒余寒萼待舒。怪底笔花腾异彩,常承藜影照修书(图书寮藏御书之所,君职编校)。百城坐拥日闲闲,癖嗜周郎莫笑顽(藏杂剧传奇至富,多罕见之本,允予摄影四种)。天宝师承传一绪,旗亭甲乙付双鬟。输君独秀遑云傲,抗古高情孰可攀。题遍鸡林长短驿,从教诗卷替香山(游三韩、辽、沈著有诗钞)。

  久保随之亦有和作,诗云:忻迎长者晚停车,太胜蓬蒿仲尉居。到底文章关气运,真成经训属菑畲。一霄深巷雨偏细,明日小园花始舒。时局杞忧谈可罢,留君灯下看奇书。春寒莫放酒杯闲,对坐清谈羞我顽。柳色栏前才染黛,峰容画里似挑鬟。逋仙警句何由得,陶令高风不可攀。著述从今共商酌,只言夙志在名山。

  由董康的补作与久保的和诗来看,二人志趣相投,初晤甚欢。其实,当天的招饮聚会上,久保还有即兴赋诗三首,董康当时未及酬唱,5日后方才伏案细思,补作两首以答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即席和诗,而是事后补作相赠,恐怕与董康此时此地的心境有关。试想,曾经的法政专家、又堪称藏书家的董康,此刻避居日本,已属流亡性质,与之前的赴日留学、考察性质都有所不同,心态与情绪自然不同以往,难免低落。因此,在诗文应酬方面,不太可能兴致勃勃,方才有了这席后补诗之举。当然,董康此次流亡日本,也希望尽可能多地访求奇书异本,以便归国后影印流传,久保的慷慨允诺,倒也增进了二人的交谊。董康补作和诗,于情于理,都属必然。

  1927年3月26日,董康日记中写道,“久保来函,索丁集序文并和七律二首(诗见前)”。这里提到的“丁集”,乃是久保的个人诗集《秋碧吟庐诗钞(丁笺)》,于昭和二年(1927)7月在日本东京印行。据该书所附“刊行诗集目录”来看,从大正六年至昭和二年期间,久保印行个人诗集《秋碧吟庐诗钞》已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笺(集)。久保向董康索序,一方面固然是有一面之缘的交谊使然,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位中国学者、藏书家的由衷尊重。

  董康为久保诗集作序,从3月31日晚动笔,4月1日已完稿。此时,董康已准备动身回国,在准备行装之际,他还是于4月1日当天“挽张杏生(参赞)代书天随诗草序”,当晚“九时半走别天随,赠七律一首,知伊调查国史,明日亦有西部之行”。看来,董康即将归国,久保也将离开东京,赴外地调研,二人的短暂交往也行将告一段落。久保的赠别诗云:由来离合亦前因,千里怀君更怆神。弢迹异邦空岁月,关心行路只荆榛。话言偶尔喜同调,词翰终然输后尘。为问看花吟稳否,东山雨霁绘浓春。

  因种种原因,直到4月12日,董康仍迟迟未能动身,在旅舍中他给久保和诗两首寄呈,并将这两首和诗一并寄给妻子玉姬,算作家报平安之讯。

  4月23日,因时局动荡,董康仍滞留日本,无法归国。当天,他在和歌山县伊都郡游览金刚峰寺,并为该寺重建金堂捐资,在捐资人题名薄上,董康发现了4月20日久保的题字。他“急用电话追讯”,被告知久保已于4月21日“下山赴熊本矣”。这是董康即将离开日本之前,最后一次可能面晤久保的机缘,就此错过。5月1日,董康终于乘海轮抵达上海,《书舶庸谭》中的第一次东游日本之旅结束,与久保的交往也就此中断。待到其第二次访日时(1933),久保早已赴台湾任教,并于次年逝世,二人的诗缘、书缘亦就此终了。

  董康为《秋碧吟庐诗钞(丁笺)》所撰序言,《书舶庸谭》中未载,想是行色匆匆未及录附所致。

  长久保8岁的董康,序言开篇即言及他与日本前辈汉学家、诗人们的一些交谊。如永井久一郎,即永井禾原,小说家永井荷风之父;明治时代著名汉学家、汉诗研究者森槐南、永坂石棣等。

  董康认为,这些日本诗人的诗作都有可取之处,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有过交往的日本诗人作品结集出版。接着董康盛赞久保诗作之精湛,以唐代李白、杜甫,元代杨铁崖,明代吴伟业相比拟,认为其诗成就极高。董康序言中所说,当然有溢美之辞,日本诗界、学术界未必如此定论。但时年52岁的久保交游之广、撰著之勤、创作之丰,由此确也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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